据考证，满城刘胜墓出土的汉白玉男女俑就由曲阳黄山汉白玉雕刻而成，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曲阳石雕作品。曲阳王台北村的狗塔，相传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为一条义犬而修建的。狗塔共13层，高约50米，由黄山汉白玉和砖瓦精筑而成。塔内一至四层的石壁上刻有浮雕壁画，构图严谨，布局匀称，艺术性较高，代表着当时曲阳石雕艺人的艺术水平。曲阳“狗塔”是中国最早的纪念碑式大型石雕建筑物之一，也是东汉时期石雕艺术成就较高的建筑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全国各地建寺修庙、凿山开窟，规模浩大，盛况**，曲阳石雕由此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一时期，曲阳石雕艺人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雕刻才艺，雕刻出众多的佛教造像。
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繁荣，曲阳石雕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曲阳由此成为我国北方的雕刻中心。
元代，曲阳雕刻达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技艺高超的曲阳石雕艺人在元大都兴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在**宫殿、陵墓和园林的营建中，曲阳石雕艺人们将他们**的雕刻技艺尽情发挥，几乎达到登峰造极之境。在颐和园苏州街北岸的两块护岸石上留有“曲阳匠师”的刻字，成为曲阳石匠参与京城园林建设的珍贵史料。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雕刻工厂和作坊停产歇业，艺人改行，或远走他乡谋生，雕刻行业处于萧条甚至停滞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曲阳雕刻走上复兴之路。1952年10月，曲阳十几名雕刻艺人被选调到北京，经过一年多的培训后，他们负责纪念碑浮雕的主雕任务。纪念碑完工之后，北京市政府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以参加纪念碑建设工程的曲阳雕刻艺人为骨干力量成立了北京市建筑艺术雕刻厂，这为曲阳雕刻艺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
1958年，曲阳雕刻艺人被抽调到北京参加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古老的曲阳雕刻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2011年2月，曲阳雕塑文化产业园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命名为*文化产业试验园区。[2]
文化特征
造型特点
曲阳石雕在塑造佛像这类性别不清的形象时，强调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讲究人物间、人物和动物之间的呼应 。曲阳石雕重神韵的造型中即是不唯形似，去掉繁琐细节，抓住人的精神及结构的主旨，使用减法，以求造型在动态结构上达到传神的要求。曲阳石雕作品造型千姿百态、构图形象各异，由于原始手段的石料开采，无法控制石料体积的厚、薄、方圆，曲阳石雕艺人适形造型，根据这些异型的石料，展开丰富的想象，雕刻出各式各样的石雕作品。[3]
线条特点
曲阳石雕线条飞扬流动，发展了阴刻、阳刻、阴刻阳刻结合等多种线刻技法，线条的表现力在这里获得了充分的发挥。线条在曲阳雕刻中起着重要的造型辅助作用。在因线条作用而造成的不拘泥于形体外表的空灵的空间感中，有着一种与西方团块雕塑的实在空间感大相异趣的美感。[3]
雕刻特点
在曲阳石雕中，圆 雕、浮雕、线刻等表现方法常常被不拘一法地混合并用于一件大型石雕，局部往往有着浮雕、线刻的部分。曲阳石雕作品中那些人像的头、手等部位为圆雕，而大部分身躯则是用依附于石壁的高浮雕形式，衣饰等细部又是由线刻形式表现出来。镶嵌、镂空等方法有时也被结合进来。[3]
制作程序
曲阳石雕的打制方法分为“选料、大荒、二荒、定细、抛光”五个步骤。
选料
石雕打制前要**行选料，选料是石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石料的石性、软硬、疏密、质地等都会直接影响到作品的成败。
大荒
也称“打荒” “剥荒”，就是打去荒料，确定雕像大的体积和动态。
二荒
二荒是进一步地造型过程，要求明确雕像的形象、姿态等细节。这个阶段应注意观察形体关系是否准确、协调，以及雕像各个部位的连接性，以达到局部造型与整体的完善。
定细
定细也称“刀工”，是对雕像各个部分细节刻画。定细环节应做到线条流畅，棱角分明，大面平展，根脚利落，无刀凿痕迹；要求艺人翻腕灵活，轻重有序，还要根据石料的软硬、绵脆程度适度用力。
抛光
抛光即打磨，是石雕的**一道工序。这一环节艺人可根据艺术效果控制打磨的位置与程度，既可通体打磨，也可局部打磨，使雕像产生细腻与粗糙的不同艺术效果。[4]
题材作品
曲阳石雕的题材相当广泛，既有传统的仿古建筑饰品，又有现代人物雕像；既有园林雕塑，又有家庭装饰；既有飞禽走兽，又有游鱼花卉；既有上百米的巨作，又有长不盈寸的精品。曲阳石雕的代表作品有《仙鹤》《干枝梅》等作品。[1]
传承保护
传承价值
曲阳石雕的文化内涵是深沉的。它凝聚着一个古老而又淳朴的、在太行山脉以农业为主要生存手段的历代农民艺匠的雕刻之魂。在这块盛产白石的山坳中，数十代人通过一锤一钎的不断雕凿，广泛汲取北方诸民族与佛教文化的营养，以极强的民族文化精神融入其中，用传统的技艺，以无声的形象描绘民族的尊严、宗教的虔诚，出色地雕刻出属于*的文化瑰宝。这其中自然渗透着曲阳雕刻艺匠生活于斯的亲历感受，有着对造型艺术独特的感悟，同时把宗教信念、审美情趣溶铸于每尊雕像之中。通过各个时期曲阳石雕艺术作品所凸显的造型精神，可以看出它的拙中藏巧、以小喻大，顽石通灵的技性，从而体现了曲阳文化内涵的深沉度，也决定了曲阳石雕的传承价值。[5]
传承人物
刘红立，男，汉族，**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曲阳石雕代表性传承人。[6]
刘同保，男，汉族，**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曲阳石雕代表性传承人。[7]
甄彦苍，男，汉族，1938年生，河北曲阳人。**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曲阳石雕代表性传承人。[8]
卢进桥，男，汉族，1927年生，2009年去世，河北曲阳人。**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曲阳石雕代表性传承人。[9]
安荣杰，男，汉族，1947年生。**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曲阳石雕代表性传承人。[10]
保护措施
2005年起，曲阳县连续5年举办雕刻艺术节、雕刻展销会、雕刻博览会，积极组织企业走出去，引导企业到上海、深圳等城市参加招商会、洽谈会活动，扩大曲阳雕刻影响力。[11]
2014年，曲阳汉风雕塑职业培训学校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支持下，开展以曲阳雕塑艺术为内容的免费培训。[12]
2017年9月20日，在文化部非遗司的大力支持下，由河北省文化厅、河北美术学院承办的“文化部、教育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河北美术学院2017年首期曲阳石雕培训班”开班仪式在河北美术学院正式启动。[13]
社会影响
荣誉表彰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西羊平艺人刘普治雕刻的石雕作品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直隶出品展览会上获奖，其中美人像获银牌奖，佛像、狮子铜牌奖。
1981年，卢进桥雕刻的《坐兽观音》在河北省工艺美术作品评比中获**名。
1982年，卢进桥雕刻《卧兽观音》在全国工艺美术作品“百花奖”评比中获**创作设计二等奖。
1983年，卢进桥石雕作品《三大仕》在仝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评比中获**作品奖，并送往意大利陈列。
1984年，卢进桥雕刻的《卧兽观音》和《三大仕》被定为国家珍品征集收藏，**保存。
1986年，王树昌、刘同保雕刻的汉白玉石雕《骑兽观音》和《坐山观音》被国家轻工业部评为**作品。同年卢进桥雕刻的《坐兽观音》、《卧兽观音》在全国第六届工艺美术品“百花奖”评比中荣获国家石雕行业**颁发的“银杯奖”。[14]
重要活动
2014年2月14日至3月18日，海外“欢乐春节”暨河北曲阳雕塑展、河北唐山工艺陶瓷展及河北民俗工艺展演活动在西班牙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举办，该展览向西班牙观众展出了曲阳石雕等艺术作品。[15]
2017年6月10日，主题为“非遗保护——传承发展的生动实践”的第三届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展暨第十届河北省民俗文化节活动在河北廊坊举办，展会上向人们展出了曲阳石雕等艺术作品。[16]
2018年4月10日，北京·曲阳文化旅游推介展在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举办，本次推介展向人们展出了曲阳石雕等艺术作
